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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史学与政治    历史学不会同政治学争地位，政治学也不会同历史学比高低。它们之间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   我相信，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互相合作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史学家其实是最好管理的公民，他们多半老实巴交，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爱惹是生非，充其量无非是想拥有一片可以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空间。政治家当然比史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忙于安邦治国，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政党的和自己的宏伟目标，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计民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史学，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史学家应该如何协助自己安邦治国，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寻求历史借鉴。史学家也许会受宠若惊，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独立研究空间缩小的担忧；他们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   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他们多半恪守培根的箴言：“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法国年鉴学派是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这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时间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一九九五）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判断。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非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历史学家的共鸣。   因此，历史学家常被讥刺为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简直是呆头呆脑。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泛滥的世界，史学与史学家受到冷落是必然的。但史学家历来并不缺乏自信。司马迁早在二零零零多年以前即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以下是赵秉忠在万历二十六年殿试状元卷 试题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全卷以毛笔小楷书写，标准的八股文，共2,460字，非常工整，有欧阳询体的韵味。先写个人资历及父、祖、曾祖三代清白家世，正文乃针对皇帝所出之考题而答的经世治国对策，后有礼部弥封官印及9位阅卷官的大名。 因本人过于喜爱所以把试卷文章转载到博客文章末尾有在山东青州博物馆试卷摄像图片。 以下是正文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机，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 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着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 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有此治本，则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于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 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 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昧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