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史学与政治
章开沅：史学与政治 历史学不会同政治学争地位，政治学也不会同历史学比高低。它们之间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 我相信，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互相合作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史学家其实是最好管理的公民，他们多半老实巴交，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爱惹是生非，充其量无非是想拥有一片可以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空间。政治家当然比史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忙于安邦治国，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政党的和自己的宏伟目标，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计民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史学，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史学家应该如何协助自己安邦治国，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寻求历史借鉴。史学家也许会受宠若惊，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独立研究空间缩小的担忧；他们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 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他们多半恪守培根的箴言：“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法国年鉴学派是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这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时间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一九九五）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判断。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非也大有人在！林则徐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历史学家的共鸣。 因此，历史学家常被讥刺为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简直是呆头呆脑。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泛滥的世界，史学与史学家受到冷落是必然的。但史学家历来并不缺乏自信。司马迁早在二零零零多年以前即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概，何等担当！西方史学家，特别是
